在5月初日本央行被传进场干预后，日元经历了短期的反弹，然后近期又疲弱不堪，对美元再度逼近历史低点，美元/日元眼看又要迈向160关口。

1936年2月26日，1400多名皇道派日本青年官兵突然占领了首相府、陆军部、东京警察厅等军政要地，他们行刺了日本首相，枪杀了内大臣、教育总监、大藏大臣在内的一众高官。这次兵变史称“二·二六”兵变，是日本史上的一次转折性事件，此后日本军部变得不可一世，日本也从此走上了法西斯军国主义道路，战争机器被彻底开启，进而导致了后来的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选择军国主义道路呢？日本选择军国主义道路的逻辑又是什么呢？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是否可以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呢？

事情还要从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说起。1932年5月15日，一群日本少壮派军官也是发动了一场兵变，刺杀了包括首相犬养毅在内的一众政府高官。

事情发生后，无论是军部还是日本民众，都力挺在“五·一五”事件中参与行刺的人员，这些人中有11人被送上了法庭，但法院迫于当时民众的巨大压力，最终对11名参与行刺人员从轻发落，到1940年的时候将其全部释放。

犬养毅首相遭遇刺杀，主要是因为在对待中国东北的问题上，犬养毅主张与中国共同开发东北。但在日本民众看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就该划入日本的版图，犬养毅的行为无疑是卖国行为，他就因此遭到了日本右翼势力和当时民众的愤恨，被激进的青年军官刺杀。

首相遭遇刺杀，刺杀他的人却安然无恙，这就给日本政坛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此后，日本的政客就再也不敢跟军部作对，只要是军部的要求，他们总是尽量满足，因为他们生怕军部什么时候会再来一次“五·一五”，把他们斩尽杀绝，如此一来，日本的政治就被军部给绑架了。

“五·一五”事件后，到了当年的5月26日，天皇就指定了海军大将斋藤实担任首相。不过由军人出任首相，就明显违背了政府的宪政原则，此后日本的政党势力退出舞台，军部势力得以抬头，并越来越失去控制。斋藤实上台后，马上就承认了满洲国，并全力支持军部的侵略行动。

1933年，日本军方策动热河事变，占领了热河，接着就占领山海关，越过长城，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把侵略的触角伸向了我国华北。

但在日本加速对外入侵的过程中，军部内部却因为意见不同而分成了皇道派和统制派这两大派别，简单来说，这两派也没什么区别，都主张拥护天皇，都主张对外发动战争，只是皇道派希望对外扩张的进程能快一些，由军部推翻政府直接上。而统制派则希望慢慢来，由军部操控政府，以此达到目的。

从阶层来说，皇道派人员多出于日本社会底层，以中下级军官为主，而统制派多出于日本社会上层，以高级军官为主。

皇道派的代表人物是陆军大将兼陆相的荒木贞夫以及曾任教育总监的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称日军为皇军，主张消灭天皇身边的奸佞小人，拥护天皇亲政，改造日本，是为天皇之道，故称皇道派。

统制派主要由年龄更大，更为保守的高级军官组成的，包括永田铁山、林铣十郎、东条英机等高级将领。

这些高级军官大多是日本陆军大学出身，在战场上主要负责后方的指挥，极少亲自上战场，所以他们与前线的军官就有所不同，这也是统制派和皇道派的区别。

1934年1月，统制派的林铣十郎接替皇道派的荒木贞夫担任陆相，此后统制派就开始了对皇道派的排挤。林铣十郎将大量皇道派军官或转入预备役，或调离关键岗位，或转任战地军官，还免去了真崎甚三郎的陆军教育总监职务。

真崎甚三郎被免职后，皇道派人员就认为这一切是统制派的核心人物永田铁山搞的鬼，于是在1935年8月12日，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就在陆军部的办公室里刺杀了永田。

永田事件后，统制派就乘陆军人事调整之际，将铁杆皇道派人员第一师团长柳川平助调任台湾任驻屯军司令，同时又计划将驻守东京长达30年之久的第一师团于1936年3月调往满洲。

第一师团是皇道派的大本营，这个决定就激怒了皇道派的少壮派军官们，于是这些少壮派军官就决定在调令生效之前的2月26日凌晨发动兵变。

凌晨5时，驻守东京的第一师团皇道派少壮军官香田清贞大尉、安藤辉三大尉等9名核心军官率领1400多名参与兵变的士兵，朝着他们的目标进发了。

他们迅速占领了东京警视厅、陆军省、首相官邸以及天皇几位老臣的私宅。

兵变士兵的刺杀对象都是政要，也就是他们眼中天皇周边的坏人，第一个目标便是首相冈田启介，有大约300人闯进了首相官邸。这个时候冈田的妹夫兼秘书松尾传藏为了保护冈田，便把自己扮做了冈田的模样，为了吸引士兵的注意力，他直接冲到了中庭，一边冲一边高呼天皇万岁，传藏的行为立马就引起了士兵们的注意，随即就向传藏开了枪，传藏也很快倒在了血泊之中。传藏死后，士兵们还拿着冈田的照片和他仔细对比了一下，没有对出区别，于是兵变的士兵就认为他们所杀的正是首相冈田，而真正的冈田，此时正躲在官邸的一个洗浴间里，他也因此逃过了一劫。

而财政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内大臣斋藤实则在兵变中遇刺身亡。

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在这次兵变中身负重伤，叛乱的士兵朝他的身上开了三枪，索性都没有击中要害，在他倒下后，他的夫人拼死护住了他，铃木才得以侥幸逃生。

此外还有西园寺公望也逃过了一劫，因为西园寺是明治维新以来，当时还唯一健在的元老，享有很高的声望，在场的许多士兵不愿加害于他。

在完成了主要刺杀目标后，兵变的士兵便向东京市民发布了公告，表明了他们的立场，是出来“清君侧”的。

对于参与“二·二六”的士兵来说，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他们是在为国家铲除奸臣，他们的这次行动会像“五·一五”事件一样，得到全国上下的一致认同。但他们不曾想到，他们很快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窘境。

当天早晨，天皇就得到了兵变的消息。对于天皇来说，兵变中死的全是他的亲信，这就与之前的“五·一五”事件完全不同，就在发动叛乱了。

比如铃木贯太郎，作为天皇的侍卫长，是天皇最为信任的人，而铃木的妻子又是天皇幼年的保姆，这些人遇刺，对天皇的震动是非常大的。

同时天皇还担心叛乱者可能会与他的弟弟秩父亲王相勾结，迫使他退位，因为秩父亲王一向对皇道派有好感。

于是天皇下令立即镇压叛乱。

到了当天下午，经过枢密院的讨论，最终决定由陆军部实行镇压，陆军虽不情愿，但还是在27日凌晨颁布了戒严令，不过陆军也只是下了戒严令而已，之后就没有进一步的行动了。

到了下午4时情况发生了突变，海军的三位退役大将冈田、斋藤、铃木在兵变中遇刺，这就引起了海军的强烈不满，他们以战列舰长门号为主力，将一支舰队开进了东京湾。

在长门舰的带领下，各舰将炮口指向了叛军所在地，海军要为他们被刺杀的将领报仇。当时海军的头领米内光政就宣布，海军要发动一场吊丧战争。

其实海军参与这次行动，也是缘于日本陆军和海军的积怨，海军最早是从日本藩镇割据时代的萨摩藩发展而来，而陆军则是由长州藩发展而来。明治维新初期，日本仍沿用了原先的藩阀政治，长洲和萨摩各自拥兵自重，左右了日本政局。

而这两个藩镇，更早可以追溯到日本战国时代，长洲藩起源于战国时代的毛利氏，萨摩藩起源于战国时代的岛津氏。

长期以来，日本陆海军矛盾深重，他们之间有政见之争、派系之争，在军费开支上也互不相让。两者争来争去，到最后就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皇道派的主要分子基本都出身陆军，而统制派中很多领导人属于海军，并且皇道派发动这场政变，不仅要推翻统制派，还要在军部里建立陆军第一的地位，通过“二·二六”兵变把海军排挤出军部。

所以镇压的时候，陆军阳奉阴违，海军则非常积极。

到了后来，裕仁失去了耐心，他愤怒地表示如果陆军不能平叛，他就亲自率领近卫师团前去平叛。

2月28日，也就是兵变的第三天，在天皇的一再督促下，犹豫不决的军部才最终下定决心，在当晚11时出动部队平叛。

命令发出去后，近卫第1和第14师团以及邻近的部队约2.5万人，被调到东京将叛军包围了起来，同时停泊在东京湾的海军舰队也虎视眈眈。到了29日，平叛行动正式展开。

就日本普通民众而言，他们痛恨权贵、贪污、腐败无能，但他们也怀疑兵变这样的行为也不能解决问题，之前的“五·一五”事件就没什么效果，所以他们并不支持这次兵变。

而到了最后，就连皇道派的核心人物真崎甚三郎也怕这个事情会牵连到自己，站出来要求叛乱士兵立马投降。

失去了真崎的支持，叛乱军人也没了主心骨，他们意识到败局已定，如果继续抵抗下去，为天皇起兵的名义就会不复存在，他们就会永远背负叛军的罪名。

29日上午7时10分，戒严令司令部命令叛军附近居民撤离。此时叛乱已持续了3天，叛乱的士兵早已疲惫不堪，在广播播放后，叛乱的士兵见大势已去，纷纷脱离了阵地，返回了部队，而参与叛乱的核心军官们也没有阻止。

到中午1点左右，也就是戒严司令部给出的最后通牒时间的时候，叛军放弃了抵抗，全体返回部队，到下午2点，日本近代最大的一场兵变才宣告平息。

“二·二六”兵变后，除两名军官自杀外，其余被审讯的军官以为还会重演“五·一五”的那一幕，成为日本国民心中的英雄，最后被法庭从轻发落。

但针对他们，日本当局采取了不公开审判的方式，并一审终审，不得上诉。

4月28日，审理正式开始，参加政变的青年军官，除河野和野中四郎两人自杀外，其余19名主要军官被起诉。

而参与兵变的第一师团，在事后也遭到了清算，虽然没有士兵被处罚，但不久之后第一师团就被派到了中国战场。

在中国战场上，每当第一师团攻打中国城池的时候，日军高层就禁止第一师团使用火炮，让士兵直接向中国军队发动冲锋。

最终，1936年7月5日，经过审判，参与政变的主要领导人香田清贞大尉、安藤辉三大尉等17人被判处死刑，其他关联人员也被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

“二·二六”兵变后的3月9日，冈田辞职，首相职务由广田弘毅继任。

“二·二六”兵变的时候，广田弘毅是外相，他在兵变中安然无恙，主要是因为他是国维会的主要成员，国维成员又多为法西斯分子，所以广田就能在军部皇道派和统制派中左右逢源。

广田出任首相后，为了安抚军部，便恢复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也就是说，现役军人可以担任陆相和海相，此前日本陆相和海相都不能由现役军人担任，都是退役了以后脱了军装担任的陆相和海相。

广田认为，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由现役军人担任陆军和海军大臣，更能防止少壮派军人闹事，他公开宣称，相信这个措施，将阻止皇道派掌权。

但这个制度却增强了军部对抗内阁的控制，如果政府按照军部的脸色行事，军部就会派出现役的军人担任陆相和海相，帮助政府镇住少壮派军人。如果政府不看军部的脸色行事，军部就不提供现役军人出任陆相和海相，这样政府就没人能镇住少壮派军官，“二·二六”兵变的事情就随时会再次发生。

1936年8月，广田召开五相会议，公布了《国策基准》，将对外扩张定为了基本国策，大力扩军备战。

1937年，日本的军费预算就较上一年提高了30%，军队增至38万人。后来东京审判的时候，有7个人被判绞刑，其中6个是军人，只有一个文官就是广田弘毅。

“二·二六”兵变后，军部就进入了暴走状态，日本也彻底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内阁对于军部的主张不敢反对，而天皇对此也不敢反对。

之后日本就与德国、意大利组成了轴心国联盟，成为了二战发动的策源地。

当日本只有军部一个声音存在的时候，日本民众就成为了被愚弄、被裹挟、被欺骗的一个群体，最后天皇、内阁、民众都只能满足法西斯体制的要求，民众成为了日本法西斯的炮灰，穿上军装就成了侵略军，没有穿军装的就在后方紧张地位前线提供各种物资，所以当日本整个战争机器开动了以后，任何人想脱离这个机器就变得不可能了。

日本后来就把侵略扩张的矛头对准了华北，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决定向华北增兵，由原来的1700多人增至5700多人。

后来日本敢于发动卢沟桥事变，敢于对华北发动进攻，也是缘于此前日本在东北、天津等地部队的增加，正是有了这么多部队的驻防，日军当时才敢在华北与中国军队产生剧烈的冲突。

1937年7月7日，一队日本士兵在卢沟桥附近展开军事演习，期间一位名叫志村菊次郎中途离队解手去了，带队的日军指挥官牟田口廉也就认为志村菊次郎失踪了，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被驻守的中国军队当场拒绝，于是便悍然发动了对宛平城的进攻，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也就此爆发。

卢沟桥事变看似的偶然事件，其背后的战争逻辑已清晰可见。

我们都知道，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还将战争不断扩大，后来为了争夺东南亚和太平洋，在1941年的时候又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与美英全面开战。

就日本的实力而言，连当时的中国都无法拿下，而美国的国力则更是远胜于日本，以日本一个弹丸小国，同时跟中、美、英等大国开战，在战略上来说完全是在犯傻。

即便是日本海军大将，担任联合舰队司令官的山本五十六，他也认为一旦与美国开战，日本最多能只能支撑半年，由此可见美日之间实力的悬殊。

任何一个稍微明智点的国家，在与另一个国家开战之前都会考虑下力量对比的问题手机股票配资app，可日本就完全就不考虑力量的对比，哪怕与对手实力悬殊也要干，不可能打赢也要打，这就造成了日本在二战中必败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