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契丹南下作战实力减弱和消极影响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契丹南下时，仅其战马每日就需要消耗8万英亩的草场。如果选择就近放牧，随着作战时间的延长，契丹战马放牧的范围势必就会越来越大，这容易造成敌军对契丹战马的偷袭。并且中原地区“气候条件与草场状况，都无法与塞外草原相比，这里的马群如果单靠放牧畜养，就会出现羸弱不堪的体质。”而影响战马的战力，这对战争的形势会产生消极影响。

契丹在数次过幽州的南下作战中，除天显十一年（936）与会同七年（944）外，其他作战时间都未超过一月。中原军队也认识到契丹无法持久作战的问题，“存审、宝以为虏无辎重，势不能久，俟其野无所掠，食尽自还，然后踵而击之”。再次，作战时间的限制也使得契丹在作战中往往追求速战。

作战时间的限制

天显十一年契丹在到达太原后，在没有获得石敬瑭回应的情况下便直接独自投入到作战中，“先使人报帝云：‘吾欲今日便破贼，可乎？’帝使人驰告曰：‘皇帝赴难，比要成功，贼势至厚，可明旦稳审议战，未为晚也。’使未达，契丹已与南军骑将高行周、符彦卿等合战。”这实际上是契丹追求速战的结果。会

同七年，契丹南下设伏于顿丘，但仅十天契丹便“人马饥疲”。

随后契丹撤伏，“呼晋人曰：‘景延广唤我来，何不速战？’”最后，草场的消逝有时候还会直接决定战局的胜败。神册六年（921），契丹南征时，由于草场被大雪覆盖，“野无所掠，马无刍草，冻死者相望于路。案巴坚召卢文进，以手指天谓之曰：‘天未令我到此。’乃引众北去。”

草场对契丹军队南下的制约，使中原王朝往往针对契丹对于易定线的依赖，通过派遣大将率大军屯驻在定州等地，来加强易定线的布防，以阻碍契丹南下。

除加强对易定线的防御以外，在面对契丹军队的进攻时，中原王朝往往利用契丹军队依赖草场，不可久战的弱点，坚守避战，契丹围困不久便撤军而回。

这其中幽州守将深谙此道，“每岁早获，清野坚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辄闭壁不战，俟其去，选骁勇据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

桑维翰在向石敬瑭陈奏与契丹“七不可争”时强调，在无力与契丹战时，应利用契丹“行逐水草，军无馈运，居无灶幕，住无营栅”的特点，“固须坚壁以自全”。郭威在镇守河北时，对待契丹的政策亦是如此“契丹入寇，则坚壁清野以待之。”五代各朝对契丹军队弱点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契丹军队所具有的部分战术优势。

综上，在10世纪前期，粮草补给对契丹南下路线的选择产生着重要影响。

由于要保证战马等牲畜的喂养，迫使契丹行军道路上有着足够的草地，从而使行军道路固定化。

这一因素也制约着契丹军队的南下作战。行军道路的固定，使中原王朝不断强化对易定线的防御。

随着作战区域内草场的不断消耗，契丹的作战时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从而追求速战为主，中原王朝也利用这一弱点坚壁清野，这使得契丹军队的战术优势也难以施展。

契丹主动的南下作战

在10世纪前期，契丹较为主动的南下作战主要是对中原王朝北部边境的袭扰，而深入中原内地的作战多是出于对中原叛乱者的援助。在行军路线上，在河北路主要有居庸关、平州、古北口三个方向，及易定一条路线。而在河东路，因北部地势平坦固无方向选择的必要，在路线上有三条南下路线：一是经振武沿麟、胜二州南下，二是过云州经雁门关南下，三是自新州经蔚州南下。

在获取燕云十六州后，幽州成为了契丹在河北方向南下的进攻基地，行军路线仍以易定为主，但也有由于作战目标位置的不同而选择其他路线的情况。

而在河东方向三条路线所经地方均成契丹国土，其路线选择便不在明了。在南下路线的战略选择上，最短原则是契丹军队的主要考量。

与此同时，契丹军队以骑兵为主，其在战术与后勤上的特点，使得契丹军队在南下时还要考虑地形与草场因素。而草场的消耗对契丹军队的南下作战产生了制约。

中原王朝往往利用这些制约条件进行布防作战，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契丹军队对南朝军队的战术优势，对契丹的南下军事经略也造成了阻碍。阿保机立国之初的目的在于建立新的草原帝国。然而在契丹向周边草原民族扩张之前，沙陀已成为了北方草原上的另一强大势力。唐时“陉北有沙陀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

因长期受唐王朝的影响，此时的沙陀并未将军事目标放在草原，而是转向了中原，但也并未彻底放弃草原。李嗣本在被授予振武节度使时号“威信可汗”，这说明李嗣本除是中原王朝的官僚，亦是北方草原上的部族首领。

而周令武的奏疏“山北甚安，诸蕃不相侵扰。”更加证明了沙陀是草原上的秩序维护者。

阿保机崛起之路上不可避免地要与沙陀政权发生冲突，因而南下显得势在必行。就作战过程而言，契丹的大多数南下旨在援助中原藩镇，若就契丹的立场来说，这不仅是单纯地响应来自中原藩镇的救援要求而已，更是无法坐视同为草原竞争者的沙陀王朝不断扩大在北方的影响。这亦是制衡沙陀，防止其如唐王朝一样在实现统一后，即对草原展开征伐，毕竟草原民族的历史记忆中，唐王朝对契丹的打击并不少。

述律后个人的权威与草原传统推举制的结合，更改了太祖生前的继承制度，太宗得以继位。

但这既不符合先帝的意愿，亦不符合现行的制度，更重要的是契丹大权被述律后掌握。太宗想要在这多重困境中取得突破，就需根据“以武立国”的传统，建立军功。然北方草原早已实现统一，南下成为太宗唯一的选择。

南下的政治背景

燕云十六州的获得，石敬瑭的称臣纳贡，一度成为了契丹乃至草原民族上的大事，正如朱子方所论太宗“以塞北皇帝而兼任了中原皇帝”，这在草原历史上并无先例。诸国来朝无疑让太宗获得了巨大威望，如何维护其与后晋缔结的政治关系，成为太宗维持威望的前提，这也成为之后太宗南下灭晋的政治背景。

在南下灭晋后，太宗希望立与契丹关系密切的南唐李璟为帝，以重塑中原王朝，恢复契丹与中原的藩属关系，但上下分离的政治环境让李璟望而却步。

尽管太宗试图通过自行继位，执掌中原，但显然他并未做此等准备。

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在研究草原民族劫掠习惯时曾指出，“当草原居民没有经历一个过渡阶段而幸运地占有了具有都市文明的古老国家时，他们感到困惑。他们到处烧杀，与其说是出于生性残忍，不如说是出于困惑。

因为他们不知道更好的处置方式。”因此，太宗在称帝中原的同时，对中原的劫掠也随之开始。当太宗在中原大谈“天下太平”时，胡三省亦论道“谈何容易！斯言甫脱口，而打草谷继之矣，天下果太平乎！”这也说明自太宗皇帝南下始，契丹始终将构建新的草原与中原的关系，以强化契丹皇权作为国家政治的核心目标来进行南下军事经略，这在世宗南下时亦不例外。

大同元年（947），太宗的突然崩逝，使其未能指定合法的继承人，述律后又趁机试图扶立幼子为帝，以重掌大权。

而对述律后的厌恶，将跟随太宗南下的武将群体紧紧的团结在了一起，世宗得以在诸南下契丹武将群体的拥戴下继位。当后族势力被清退出权力中心后，原本紧密团结的南下武将群体开始发生分裂。

对世宗权力的挑战迫使世宗南下，通过重塑太宗的历史，以维护自己的权威。但世宗显然并无太宗的能力，数次南下大多无果而终，最终中原政局的动乱为他与北汉重塑“晋室故事”创造了条件。世宗看似恢复了太宗荣光，但对跟随世宗南下的契丹武将而言，并无任何意义。

第二，积极拓展国际物流通道网络。国际海运线路通达全球的各个主要港口，集装箱班轮航线往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国家的全球海运连接度多年来居世界第一。在航空货运方面，国际航空货运通达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香港和上海分别成为全球第一和第三大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在国际道路运输方面，我们与22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了政府间的国际道路运输协定。在铁路方面，中欧班列已经连通了欧洲25个国家220多个城市。总体上看，网络建设有了很大的进展。

世宗不能给诸将“入汴，诸将皆取内帑珍异”的条件，曾经支持世宗的南下契丹武将也开始疏远世宗，而这为察割之乱提供了条件。

世宗死后，随着嫡子继承制度的完善，契丹内部的政治环境与太宗、世宗之初已大不相同，穆宗的继位与其父兄相比更加顺利，因此穆宗并无南下的需要，契丹的南下军事经略政策在穆宗朝开始转变。但为了不坠父兄之业，穆宗继位之初仍积极南下援助北汉扼制后周，但高平一战暴露了契丹实力已大不如前。

总的来说配资网，应历四年（954），最后一位跟随太宗南下的契丹武将病逝。此时整个穆宗朝内已无太宗、世宗时期拥有丰富南下经验的契丹武将，穆宗开始避免与后周的直接冲突，在河北地区不断限制边将的作战权力，契丹政治开始转向对内而非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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